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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柳衍在黑暗中说“我没有杀她”时的表情,那张脸在手电筒光下像一张被突然照亮的旧照片。
她确实没有杀她,但她也不会救她。
如果那天晚上柳月珍打电话给她说“救救我”,柳衍大概会沉默几秒,然后说“妈妈我现在很忙”。她不会来。她的爱早就在赌场的轮盘和丈夫的冷眼里磨光了,剩下一层薄薄的义务,像一张被反复擦过的纸,稍一用力就破。
他又想起柳依。
那天柳依站在门廊灯下,燕麦色的开衫被夜风轻轻吹动,整个人像一盏安静的、只为他一个人亮着的灯。
如果她知道是自己的女儿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她会怎么样?
我不能让她伤心。
宁洱声被自己脑海里冒出的这句话吓了一跳。
他想保护一个人,一个说话声音像水、笑起来像褪色照片的女人。
她的女儿杀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杀了她的一半灵魂。
她的姐姐在赌场里输掉了一切只差最后一个筹码,那个筹码是她们的母亲。
宁洱声的手按在口袋上。两张纸,一份是凶手留下的痕迹,一份是他写的真相。
两份都指向同一个人——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一个天才,一个用刀来写判决书的法官。
他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
宁洱声走到窗边,重新拉开窗帘。
天已经亮了。
肯辛顿的天空是一片很淡很淡的蓝色,像被牛奶稀释过的墨水。
街上的车多起来了,那些红色的双层巴士慢吞吞地驶过,像一个一个移动的邮筒。
这座城市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它也不知道在某一栋公寓的某一扇窗户后面,有一个人刚刚替一桩谋杀案画上了句号。
这个句号是他用沉默画的,画得很快,很轻,像一个画惯了素描的人随手在纸上勾了一笔,那一笔轻得几乎看不见,但它在那里。
宁洱声把台灯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