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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页的边缘割了一下他的拇指,一道浅浅的白印,没有出血。
也许是在一个晚上,也许是很多个晚上,祖孙俩坐在纽约的那间公寓的一个房间里。
窗帘拉得紧紧的,灯光开得很暗。
柳月珍去纽约本是为了“避难”,为了躲开那张批文上写的“寅煞”,却不知道她亲手把一只虎请进了自己的客厅。
她大概以为那个孙女只是一个孩子,一个早慧的、沉默的、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世界的孩子。
她以为那双眼睛只会看,不会审判。
她错了。
有些人生来就是审判者。
柳寅记住了一个母亲如何用爱的名义,一寸一寸地削去女儿的骨,一根一根地抽去女儿的筋。
她大概坐在那张椅子上,抱着一个靠垫,下巴搁在膝盖上,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柳月珍,心里却在拼一幅画——一幅关于母权的画,以爱为底色,以鲜血为颜料。
柳寅,到底是什么时候下的决定?
那年的秋季……或者更早?
宁洱声翻开另一页笔记。
那是他今天白天查到的出入境记录。
柳寅的入境日期,案发前七日。
离境日期,案发后一日。
签证类型,短期研学。
入住酒店,肯辛顿一家经济型旅馆,步行到圣伦纳德巷只需一刻钟。
他用红笔在这些日期下面画了线,一条一条,像在日历上刻下标记。
这些日期像一排钉子,把柳寅钉在了伦敦,钉在了这条巷子附近,钉在了案发当晚的那张床前。
没有人会注意一个十二岁的研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