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50-59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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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惩罚自己(五十)
与他相比我的境况好多了,虽然我爹不是很爱惜我,但至少他还活着;虽然他用扳手、螺丝刀、钳子或火铲打过我,但还能给我的提供最基础的生活依靠。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意外的我,他们可能生活的要更宽裕一些,不用交七八年的社会抚养罚款,我只能说,生而为人,很对不起你们。
有一点想不明白的是社会抚养我什么了?交得罚款哪儿去了?是不是交了罚款就有人管我吃喝了,找不到工作也饿不死,但事实上并没有。
这“社会抚养费”到底是抚养了谁?是什么人花了这笔钱?这是我当时想了很久始终想不明白的问题。
后来我、板嘴和甘三在小四儿的带领下去了唐林这个村里头去池塘里偷偷抓人家鱼塘里养的鱼,一开始我一个手抓一条,后来我有两次两个手分别抓一条,第一次成功了把他们喊过来帮忙把鱼放到桶里,第二次在他们跑过来帮忙之前跑掉了一条。大家都说可惜,板嘴劝我别太贪心,一次抓一条就好了,我应承着嗯了一声。
两个手各抓了一条大鱼的场景加上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晃的人眼晕。好像在做梦一样,但值得庆幸的是,她是真实的。
这是我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个美好瞬间永远鲜亮的存储的大脑里的某个隐秘的角落。时不时的跳出来让我感到开心和幸福、满足。
板嘴告诉我离老远的那个叉腰望着我们这边的人就是鱼塘的女主人,她老公不在进忻州城去了,她干气也没办法。
我说:“你不怕人家找到家里去?”
他说:“都是一个村的也没法找。”
我一面为这位妇人的损失难过,一面又为自己的得到而庆幸,心里很矛盾。
但小朋友七嘴八舌的呼喊声把我的思绪压了下去,我又回到了队伍中狂欢去了。
我们抓了七八条鱼回家了。
板嘴他爹一边吃老婆亲手做的鱼,一边教育我们说:“你们这样干是不对的,人家养的鱼也很辛苦。”
板嘴他娘说:“又不是就我们家抓,十几家孩子了,你怕啥?”
他爹在叹了一口气喝了一口酒后又津津有味的吃起来了,一副很香享受的样子。
后来回了刘庄村给姨家的二姐拿回一条,二姐恐惧地说:“从来没吃过鱼也不会做呀?”
然后两个小朋友你一言我一语地告给他,“很简单!把鱼鳞刮了,肠肚掏出来就行了,蒸的时候好能放点葱姜之类的就更好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吃上了清蒸草鱼,味道很好!吃的好开心呀!
像第一次写1万字的小小说一样,截止目前为止: 这是第一次的10 万字的讲述,我伫立在这个节点停顿下来,铭记这一神圣历史时刻三分钟,我猜想每一个作家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像一个农民收获了一大片地一样,他不相信自己能有这么大的成就,但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垂下来的沉甸甸的谷穗,欣慰的笑了,这感觉踏实可靠,给人无尽的遐想与温柔。
不要惩罚自己(五十一)
生活中的小事有时会影响生活的。
有一次宿舍卫生大检查,唐老师说我们宿舍的尿桶和饭桶挨在一起,就不觉的恶心啊?我当时看见了这种状况,心里波涛汹涌一万多只羊驼飞过。
妈的,就这环境差点要你老子的命!
从此以后方便用的木桶和饭桶才分开两个地方放。
长期的营养不良,生活环境异常脏乱差和刻苦的学习、精神压力大等综合因素影响下,身体的变化悄然发生了,我得了一般只有老年人才得了带状疱疹。
第一次真真切切地体会到生不如死的痛苦感觉。
有一个同学带我去找村里的医生A,医生看完右半边腰起的颗颗水痘说:“让我赶紧准备?”
我疑惑不解的问:“准备什么?”
“他说老年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一般是准备后事,你仗着年轻可能问题还有缓,赶紧通知你家里大人吧!”
“我说我还上学,家人在外地呢?”
“学上不上,意义不大,还是得先保命要紧吧!”
我第一次听说了意义这两个字原来是这样的意思,头“昏”的一声,天旋地转,双眼发黑,两腿发软发麻,仿佛是见不到明天太阳升起来的样子。心说:如果不能学习,那我的人生和死了有没有任何区别。
同学要把这个情况告诉老师,我缓了缓神走出院子,说:“你们村还有没有医生了?最好是比这个水平高的!”
他说:“有倒是有,还有一个偏瘦的村医,人们反映两个人的水平差不多,大部分反应说刚才这个水平高。”
我说:“那就好,咱们去看那个,如果不能让学习,我不知道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后来打听才知道那个医生还得两天,后天才回来。
我心里不想承认自己快要病死的事实,我咒骂着医生:“要骗我的钱没门,我可不是傻瓜!我聪明着呢!”
只是仅仅过了两天,我那怕花钱的虚荣心就败下阵来,病情更严重了,我已也不能一个人走路,连呼吸都特别费劲。
我不得不开始承认医生可能说的是对的,甚至开始考虑身后的一些事情,比如我剩下的书和书包送给该送给谁?以及墓碑上名字的笔体用仿宋还是庄重的黑体,当然还有字体的大小及轮廓和颜色。
生活不会像你妄想发大财想得那么好,当然也不会像你想得那么糟。
两天后我在两位男同学的搀扶和陪同下,拐弯了几个胡同,辗转来到另一个瘦医生家里。
再等待的过程中,我看见这个医生和病人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丝毫没有一种冷冰冰高高在上的感觉,仿佛在和病人们拉家常一样的攀谈,看得出来,与他而言,给人治愈的工作是开心的事情。
看着他忙碌的身影,我心里感觉踏实多了,不知不觉中,我坐在凳子上精神也好多了,医生让我脱下裤子看了我的情况,只见他深吸了一口冷气,直皱眉头,我以为他的诊断也是死症!
我直接问他:“我会不会死?这病还能不能治?”
他说:“当然能治!谁说治不了的?”
我说:“上个A医生!”
他说:“你肯定听错了,这个是不好治,但也不至于百分之百肯定死!”
我抢白道:“他说老人们大概率会死!”
他恍然大悟说:“噢,这就对了嘛!”
“放心吧,肯定死不了!只是一般情况下,你这个病应该半个月前就疼得不行了,你是怎么挺到现在的!到底是年轻人!骨头也够硬的!”
我说:“我也零星地吃点药,吃点止疼药什么的!”
他询问我都吃的什么药,我客观地做了回答。
我说:“我现在的药要不停了吧?”
他说:“别停啊,反正也花的钱嘛!吃吧,三天吃完就算了!”
我心说:这医生可够经济的
不要惩罚自己(五十二)
他说:“治是能治,也死不了,但过程挺受罪的。”
我恳求的医生说:“我也没别的要求,这病没别症状就是疼,能不能多给开点止痛的药?”
医生说:“这个病的特点就是要不了命,但是让你特别特别疼,因为它是一种神经性疾病,你让止疼却是恰恰办不到的,别的都能,唯独这个办不到!”
我一听这个医生说的比那个医生更加客观更加乐观,虽然止不了疼,但依他所说我不用面对死亡的威胁了,所以我就觉得一切都有了新的希望,心中的一朵鲜花又重新开放了。
但是他又说:“这种病俗称“蛇缠腰”,如果真的缠满一圈,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了,很麻烦的!”
“大约得花多少钱?”我惴惴不安的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事情。
“大约得花个一两千块钱才能治好!你年轻应该好得快,应该是一千三四的样子吧!”
刚才才缓过来的脸色马上又变白了,这不是病的原因,是被巨大的金额吓得!
这可是在1997年,人均二三百工资的年头。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疾,夺走一个成年人大半年的收入。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不如像白萝卜一样嘎嘣一声清脆响断成两截来得痛快。
贫穷的家庭不仅造就狭窄的生存空间,连人性都扭曲了,卑微的觉得自己一切都不值得。
我曾经千万次的想如果中专考不上,高中太费钱了我肯定不上,我就去煤矿底下当矿工了,如果死了就追随了爷爷的路,给家里赔个五六万也算对得起家里父母的养育之恩了。
穷人的家庭一直是给子女灌输的是回报家庭的算账概念,包括连自己的命也有一定的市场价值。
哥哥听到我说这样的话,极其的反对:“爷爷都因为下井死在了六矿白洞矿了?你为什么还能这样想呢?你对得起爷爷吗?”
我大义凛然的说:“我死了,正好下去陪爷爷!”
哥哥被我堵的不再说什么了。
贫穷家庭的父母性快乐过后,把孩子也当成一种生产资料,希望孩子来改变他们生存的面貌,从小给他灌输孝道和奉献精神,而不是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人,让他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为他铺就一条正常的路。
也许这就是贫穷无法断代的原因,一代代的人为了子女,一代代子女又为了父母象牛羊般摆上祖先的破贡桌被牺牲、被祭祀,从来没有自己个儿。
你没有个一、二十年根本无法走出这个魔鬼般的线圈。
我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病来如山倒,谁也不想这样,再面临痛苦就好很多了,我也坦然接受了,这不是我的错的事实。
第一个礼拜治疗进行中,症状不再加重,但还是疼的我偷偷落泪,动或者不动的时候是硬生生的有人把你的肉,用刀往下钩,最多能换个姿势继续躺着挨疼罢了。
后来屋里的水壶没水了,我去打壶热水,去的时候是空壶还行,勉强坚持,回来时满载热水的水壶,我实在是拿不动。两地相隔100米的距离,中间我得半蹲下缓三分钟,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周而复始四五次才终于走回到目的地。
中间缓气的时候,有人嘲笑:“大同家,连怪(个)水壶也拿不动啊?”
他们的笑声是如此的刺耳,就像魔鬼在你耳边低唱,我厌恶至极。
我不想招惹是非,也实在是没有气力和精神去辩解,只苦笑着没有说话。
有时候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快走到人生的尽头了?我才16岁的年纪,难道就要画上**吗?回答我的还是那三个字“不甘心”!
班主任闫老师知道情况后,把我和三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重新安排住在了一个相对来说干净的宿舍,和教室只有一墙之隔,这倒是方便了,也节省了不少时间和脚力。
因为我病了身体反应太迟钝,我的床铺只能去高低铁床的上铺。我和底下的人说换换,他们坚决不同意。
每次上床我都得拼尽全力,这对我来说是个严酷的考验。我咬着牙上床,咬着牙下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体力耗费,我尽量少喝水。
随着吃药,打针,输液三管齐下,我发现水痘有停止蔓延的迹象,前边的早起的水痘也慢慢开始变小,有些小水痘甚至开始结了痂。结了硬痂的地方多少有点痒,我挠痒的时候硬痂避免不了,掉在了下铺的一个同学的床上,他咒骂着我,我忍受着这刺耳的噪音,嘴里说着对不起陪着笑脸给他把床拍得干干净净,他的火气小了不少,后来竟然大气的说:“剩下的我拍吧!”我千恩万谢的离开了他的领地,重新爬回了床上。
是的,我是一条狗,连父母都不需要也不关心的贱狗,我只能像狗一样苟延残喘的活下去,拼尽全力去寻找那一丝丝的希望。
我问医生:“为什么要这样同时三管齐下?”
他说:“你这个病比较凶险,发起来比较凶,光打针或者吃药是根本不行,我药量大点,输液太多怕你身体吃不消,打针在半小时内可以起效,而吃药可以辅助治疗效果,长久一点,但药效退下去的时候就又轮到输液了,这样可以控制住症状,给身体一个喘息恢复的机会,估计一个星期就会有效果。”
我感觉他说的非常有道理。
不要惩罚自己(五十三)
事实也真如医生所言,对这些艺术高超的医生我一直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他们比遥远的英雄对我来说更真实一点儿。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很想去当医生像他们一样去治病救人,可惜只有上过大学的人才能当医生,我是没有机会的。
我挽救不了别人的肉体,但我至少可以试着震撼别人的心灵,慰藉他们的灵魂,所以当一个治愈性的好作家,是我一生所求。
打针输液吃药慢慢的好起来的那一段痛苦的日子里,我终生难忘是半个月前按医嘱的吩咐给家里写了信,让他们来个人照顾一下生命垂危的我,但是父母杳无音信,既没来人也没来信,石沉大海,我能够依靠的仅仅是自己那坚强的意志和不甘心的心态。
半个月后症状好转,一进姨姨家门,我见姨姨家黑着门窗,但西边的二哥家灯亮着,就猜想二哥和姨姨还有父母他们肯定在二哥家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回来,我脑子里幻想着和他们见面的情景,我三步并作两步进了门就忙问:“二哥,我父母来了没有?”
二哥一脸懵逼的状态说:“没有呀?”
我不甘心地闯进里间,见空空如也的房间只有二嫂再扫炕,心里有无比的失落,退了出来,坐在外屋二哥的沙发上,所有的不甘和委屈一股脑的汹涌而来,泪水再也止不住的哗哗的往外流。
二哥红着眼睛说:“没有看见你父母来!让二哥看看你的伤!”
说着不由我拒绝,主动扒开了我的伤口,看见血连连的腰,呆愣在原地,久久不能说话。
二哥说:“你病得这么厉害,要不要马上给你父母拍电报!”
我说:“不用了,半个月以前我已经写了信了,他们肯定是知道了,不必再多花没用的钱了!”
时间重来不会为了谁而停歇,她一分一秒的走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又过了半个月,我的病有所好转,可以正常的吃饭喝水睡觉。父母他们却来了,我以为他们是来看我的,迟到的关心也是关心吧,正在纳闷为什么他们一个月以后才来,是什么当紧事儿绊住了,到了一问才明白,原来是我爹的舅舅去世了,他们来出白事宴捎带着到学校来看看我,我暗暗的难过,哎,难道你们这个儿子比不上一个死去的舅舅吗?心里悲催的觉得,我本就是什么狗东西,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我根本就配不上。
在中国人传统的孝道观念里,生不如死大,一个长辈的死去,那是一个人人表演孝道的重头戏的舞台,他们不远万里相聚在一起互相拉着家常,回忆着过去的时光,赞叹着死者的高尚道德,女人们则表演者嚎啕大哭的戏码,其实老人在活着的时候,他们却当他死了,而真正死的时候,人们却像是给重要人物过寿一样相聚在一起,嘻嘻哈哈。
这颠倒黑白不分对错的行径,在这片大地上不断地上演。
再说叫他爹而不称呼他为爸爸,是因为我觉得爹有一层隔离感,既表达了长辈的关系又不过分亲妮,而爸爸是亲人,他属实是不配的。
人,总要慢慢的经历些痛苦什么的去长大。
不要惩罚自己(五十四)
某天,班主任闫老师带来了一个书贩子,他进来推销一本书,可惜全班只有两个人买了这个练习册,是历年来中考真题,我还专门在书页处写了个自我鼓励的话:希望就在后头。
可令人气愤的是,隔天就有人写了“失败在眼前”,那龙飞凤舞的笔画仿佛判官或领导一样,在审判着我的命运,那夸张挑起的笔画,像恶意伸展手脚一样在嘚瑟,在伴鬼脸,在嘲讽,他变成了鬼不好,身边的人也别想好。
我感觉受到了欺辱和难过,我个人在孤苦无依地战斗,不帮我也决不怪你们,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自己的向上的路呢?
****的关心反而是魔鬼下坠般的打击。
我默默地用小刀把那几个特别丑的字像刮骨一样把它刻划下去,不让他留在我的心上,可隔天仿佛人家故意作对似的,连书带我做的笔记又被人偷走或丢掉了。
我哭了!为自己,也为故乡的人。
故乡不仅有鸟语花香,熟透了的桃和杏,和大部分人的古道热肠,也有极少数人的欺生、龌龊和卑鄙。
为了躲开这些不堪,我只有努力向上伸展,一刻也不停歇的向上,成为向日葵,成为大多数人够不着也伤害不了的人杰或者英雄。
我的悲伤让同学们知道了我的困境,那个买书的女生愿意用原价把她只写了几页的书卖给我,条件之一是我做完以后让她看看,不会的题也得给详细的讲讲。
我心疼的同意了,以两倍的价格重新获得了这本对我来说很重要的复习资料。
其实我大概知道是谁做了这样下作的事情。
我估计是到邓卫国干的,因为我亲眼见过,两三次他趁大家不在,在同学们的书楞上专写让人恶心的话,来作为恶作剧去躲在角落里偷着乐。
鉴于他班长的身份和硕大的身驱,人们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但没有人愿意和这样的人发生正面冲突。
我也希望在仅有的一个月之内好好学习,早日离开这个团体。
我花了两个25 ,共50块钱增长,心疼死了。如果将来考不住,我都觉得对不起这死去的50块钱。
有一天我跟校长说了:“离中考就一个月了,我想回刘庄村里的姨姨回家自己复习。”
其实我是怕再有同学损毁我的学习资料,
他坚决不同意不行,问我:“为什么要回去?”
我找了个切实的理由,说:“这里吃的不好!”
他说:“让你上老师灶!”
我怕多花钱,急忙的问:“价格呢?”
他说:“和你现在学生一样,一个月60几块钱!”
我说:“那就好!”
我希望渺茫得寸进尺说:“住在四个人的房间,有点挤,晚上定时关灯也学习不了!”
他说:“那有一个教室,你不嫌乱,就一个人就一个人住那里也行!”
我说:“那太好了!”
我千恩万谢的离开了校长办公室,这样吃得住的安全性问题就都解决了。
说句实话,就算我回到姨家也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条件。
其实我挺感谢这个校长给我提供了优渥的条件,虽然他的动机是为了我考上学校得几万块钱奖学金,但是客观上毕竟是帮助了我,虽然后来因为我用学校的粉笔在地上写政治题而骂我浪费,我也不以为然,为了学习条件这个事情,我真的应该感谢他的。
只是多年以后我请老师们吃饭表达谢意,见大家不愿提起他,我也只好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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