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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现场调研了解情况，一锤定音法律解决（第1页）

马广德厂长听到让其他班子成员发言，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但还是以主人的姿态，侧身看了看紧挨着他左手边坐的一位女同志。

这位女同志约莫三十五六岁，烫着一头时兴的大波浪卷发，耳垂上晃着亮晶晶的耳钉，手指上套着个宽面金戒指，腕上的手表在会议室不算明亮的灯光下也反着光，一看就不是便宜货。

马广德脸上带笑，语气里带着点引荐的意思：“李书记，那……咱们就按顺序来，让班子里其他同志也汇报汇报思想。嗯……书记，我先给您介绍，这位是我们厂的党委副书记，许红梅同志，主要分管群团、工会、妇联这一摊子工作。”

我点点头，目光落在许红梅身上，示意她可以开始。

许红梅显然没料到会临时让她发言。我看了桌面上的会议议程，拢共就四项：马广德全面汇报、孙浩宇发言、苗东方发言、我讲话。现在这属于“加演”，而且我前面那两个问题有点敲山震虎的意思，会场气氛绷着，她明显有些紧张，手足无措的翻看着自己的笔记本。

“李书记，我……我给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许红梅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发紧，“我们厂是五八年建厂的老厂子了，历来重视妇女工作，走在了全县、甚至地区的前列。别的厂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我们棉纺厂，女同志那是绝对的主力军，发挥了‘大半边天’的作用……”

我不想再空话套话，微微皱了皱眉，抬手打断了她，但还是依然很绅士的笑着道：“许书记啊，我问两个具体情况。咱们厂现在的男女职工比例是多少？在职女职工的平均年龄，你掌握吗？”

许红梅被这突如其来的具体问题问得一怔，眼神下意识地瞟向旁边的马广德，带着点求助的意味。马广德脸上笑容也僵了一下，赶紧低声提醒：“红梅，基本数据……”许红梅像是抓住救命稻草，连忙转回头，脸上挤着笑：“书记，这个……女职工大概……大概有一千一百多人？大部分都在生产一线。平均年龄嘛……这个随时都在变动，我们没有精确计算过，不过……估计在四十五岁以上吧。”

我心里暗暗摇头。一个分管群团妇女工作的副书记，连厂里女职工最基本的结构数据都说不清楚，这工作是怎么做的？看来这位许书记，八成是个摆着好看、占着位子的“花瓶”。对于这个层级的干部，我倒不想一开始就上纲上线，显得自己太苛责，毕竟隔着级别。

但我还是顺着她刚才的话头，继续问了下去：“红梅同志，我再问你，你是分管干部的副书记，厂里干部管理这一块，你也兼管吧？”

许红梅连忙点头：“报告书记，人事科这块工作是我分管的。”

“那好，”我看着她，“厂里中层干部，包括车间主任、各科室负责人，还有外派的销售点管理人员，现在一共多少人？这些干部的年龄结构、学历构成，你这个分管领导，心里有数没有？”

许红梅脸上有点挂不住了，肉眼可见地慌了一下，她立刻扭过头，看向身后侧坐着的一位中年干部。那人应该是人事科长，见状赶紧欠起身，弓着腰，凑到许红梅耳边飞快地低声说了几句。

许红梅听完，像是拿到了标准答案，声音都高了些：“报告书记，我们厂中层干部，一共是七十九人。”说完，她似乎觉得完成了任务，还补充了一句，“外派在深圳销售公司的几个同志，干得都挺好。”

我看着她这副样子，心里叹了口气，语气平和但带着明显的敲打意味：“许书记啊，看来你对厂里一些最基本的情况，还摸得不够清、不够透啊。这些数据，应该是一个分管领导脑子里随时要有的东西。这样可不行。”

说完，我没再继续追问她，目光转向了坐在马广德右手边的一位男同志。这人五十岁左右，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面容严肃，坐姿端正，看着比许红梅沉得住气。

马广德赶紧又介绍：“书记，这位是我们厂的常务副厂长，杨卫革同志，主要管厂里的日常生产运行、行政和财务工作。”

我点了点头，直接问道：“杨厂长，你管财务，刚才马厂长提到总债务一千九百多万。这里面，本金多少，利息多少，具体构成是怎样的，你清楚吗？”

杨卫革不慌不忙，甚至没怎么看面前的笔记本，条理清晰地回答：“报告李书记，一千九百万的债务总额中，本金大约是一千四百万，累积的利息接近五百万。利息主要来自两大块：一是各家银行的贷款利息，滚动计算，利滚利，压力很大；二是前几年厂里资金实在转不开时，向兄弟单位和一些关系单位拆借的短期借款，也约定了12%的资金占用费。”他顿了一下，语气变得诚恳了些，“非常感谢李书记您昨天在联席会上提出的思路，如果能协调银行方面实现停息挂账，哪怕只是暂停计息，对我们厂减轻负担、逐步化解债务，都是天大的利好消息，我们班子和职工也才看得到一点希望。”

一千九百万……再次听到这个具体的数字，我心里还是像被针扎了一下。这笔钱，放在现在财政状况好些的东洪县，也接近全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了，对曹河这样的县、对这么一个困境中的厂子，更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嗯”了一声，肯定了他的条理：“杨厂长思路是清晰的，数据也记得准。那依你看，如果外部‘输血’暂时指望不上，单靠棉纺厂自身，有没有可能逐步消除这些债务？”

杨卫革翻开笔记本看了看，斟酌着词句：“报告书记，单靠自身……困难非常大，可以说是步履维艰。核心问题还是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卖不上价，也卖不动。”

“竞争力差，分析过具体原因吗？是产品质量问题，还是价格问题，或者是其他问题？”我追问道。

“都有。”杨卫革回答得很直接，“从根子上说，设备太老太旧了，多是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国产和苏联设备，故障率高，维修频繁，严重影响连续生产，也拉高了维护成本。生产效率更是没法跟南方那些用进口新设备的厂子比。同样的布，人家用人少、耗时短、质量匀整，我们成本自然就高出一大截。再加上我们历史包袱重，离退休人员多，各项费用摊下来，每米布的成本根本没有优势。价格上不去，质量上又没有突出的亮点，仓库里积压的产品就越堆越多，资金流彻底断了。”

杨副厂长分析得倒是切中要害，比许红梅扎实多了。我又陆续听了管生产的副厂长、管后勤的副厂长以及厂纪委书记的简单汇报，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感觉，这个班子除了杨卫革等个别人，对厂子真实困境的认知深度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感，都远远不够。

最后，我的目光落在长桌末端，一位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老同志身上。他约莫五十三四岁年纪，脸上沟壑很深，头发花白稀疏，穿着一件深蓝色中山装，袖口有些磨损，看上去和车间里那些老师傅没什么两样，与周围几位衣着光鲜的厂领导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广德顺着我的目光看去，介绍道：“哦，这位是我们厂的工会主席，周平同志。”

我看向周平，语气缓和了些：“周主席，你是职工选出来的，代表的是全厂一千多职工的利益和声音。刚才各位厂领导主要是从经营管理角度谈的，你从工会角度，从职工群众的角度，谈谈看法？对于厂子脱困，职工们有什么想法，你们工会又有什么考虑？”

对于周平的发言，我原本没抱太大期望。前面一圈听下来，除了杨卫革，其他人的汇报大多流于表面，连家底都未必完全摸清。但周平作为最后一个发言，或许时间上他准备得更充分一些，而且工会主席的身份，应该能听到一些不一样的声音。

周平拿起面前一个用废旧报表纸装订成的笔记本，翻开，双手有些粗糙。他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在场的县领导，眼神里没有许红梅那样的慌乱，也没有杨卫革那种干练，反而有种压抑已久的沉重和一丝豁出去的耿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