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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第8页）

这些局限都不是理论性的：不是模型的缺陷、实验的限制或技术问题。简单来说，并不存在一个科学可以研究的“真实的世界”。“在谈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的时候，”海森堡解释道，“我们讲的是我们跟自然的关系，我们并不是客观而独立的观察者，而是人与世界的游戏中的当事人。科学已经再也不能用和之前相同的方式来面对现实了。分析、解释和分类世界的方法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性：它们的干预改变了研究对象本身。科学照亮世界的光不仅改变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也改变了那些基本单位的行为。”科学方法与它们的对象已经密不可分。

“哥本哈根解释”的缔造者们用一个绝对主义的论断结束了他们的发言：“我们认为，量子力学是一个封闭的理论，其物理和数学假设已经没有修改的可能了。”

这是爱因斯坦所不能忍受的。

作为反传统物理学家的代名词，连他都无法接受如此激进的变化。“物理学谈论的不再是客观世界”这种说法已经不再只是观点的改变了，它是对科学之魂的背叛。在爱因斯坦看来，物理学应当谈论因果，而不只是概率。他拒绝相信世界的事实竟是遵循着一个如此违背常识的逻辑。人不能吹捧偶然，摒弃自然法则的概念。一定有什么更深层的东西。他们还不知道的东西。一个隐藏的变量，可以驱散哥本哈根的迷雾，把隐藏在亚原子世界的随机行为下的秩序给揭示出来。他确信这点，于是，在未来三天里，他提出了一系列假想的情况，它们似乎违反了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则，而后者正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物理学家们推理的基础。

每天早餐时（与正式讨论并行），爱因斯坦都会给出他的谜题，而每天晚上，玻尔都会带来他的解答。两人之间的较量主导了会议，也把物理学家们分成了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但最后一天，爱因斯坦不得不屈服：他在玻尔的推理中找不到一处不扎实的地方。他不情愿地接受了失败，并把他对量子力学的所有仇恨都浓缩到了那句话里，这句话将在之后的时光里被不断重提，而临走时，他几乎是把它唾在了丹麦人的脸上。

“上帝不跟宇宙玩骰子！”

尾声

爱因斯坦与德布罗意一起从布鲁塞尔回到了巴黎。下车时，他拥抱了他，叫他别泄气，要继续发展他的想法，他无疑走在正道上。然而，德布罗意已经在那五天里失去了些什么。尽管他凭借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物质波——获得了一九二九年的诺贝尔奖，可他向海森堡和玻尔的观点投降了，且在剩下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当着他的小教授，用一张帘幕将所有人隔开，那种羞耻感最终成了他与这个世界的屏障，连他亲爱的姐姐都没有能够解除。

爱因斯坦则变身为了量子力学最大的敌人。他无数次尝试找到一条通往客观世界的归路，找到一种潜藏的秩序，从而把他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这是所有科学中最精确的一支，必须驱逐混入其中的随机性。“这量子力学的理论有点让我想起了偏执狂的那种成系统的胡话，还得是过分聪明的那类患者。就真像是一杯混杂了各种思想的鸡尾酒，可思想与思想间都没有关系的。”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他竭力找到一个大统一理论，然而至死都没有成功，虽仍为世人所景仰，却与新一代格格不入。人们似乎已经最大程度地接受了玻尔在索尔维会议上对爱因斯坦说的话。几十年前，在听到后者关于上帝和骰子的那句苦涩的抱怨时，玻尔是这样回答的：“我们没资格教祂如何掌控世界。”

薛定谔最终也讨厌起了量子力学。他精心设计了一个思维实验，它给出的结果是一种看似不可能存在的生物：一只既死又活的猫。他的意图是证明这种思维方式的荒谬，而哥本哈根学派的支持者们告诉他，他完全正确：这个结果不仅荒谬，而且矛盾。然而它是事实。薛定谔的猫就像任何基本粒子一样，都是既死又活的（至少测量前如此），而这位奥地利人的名字将永远与这次失败的尝试联系在一起——他自己帮助创造的思想，如今他想否定它，他没能做到。后来，薛定谔为生物学、遗传学、热力学，包括广义相对论都做出过贡献，但他再也没能创造出堪比他从赫维希山庄归来后——他再没回去过那儿——那六个月里的成就的东西。

名声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因肺结核发作在维也纳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他的方程仍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尽管一百年来，谁都没能解开波函数的奥秘。

海森堡二十五岁时被莱比锡大学任命为教授，他也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一九三二年，他因为创造了量子力学获得诺贝尔奖，而一九三九年时，纳粹政府命令他对核弹的制造开展可行性研究；两年后，他得出结论，此类武器是德国或任何一个敌国都无法企及的，至少是在大战中；当他听到核弹在广岛上空爆炸的消息时，他几乎不敢相信。

海森堡一生中还在继续发展各式各样挑战常识的想法，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

迄今为止，他的不确定性原理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