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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予安心中一动:“您女儿现在还在苏州吗?”
“在上海,做设计师。”老奶奶的语气中有骄傲,也有一丝落寞,“她工作忙,一年回不来几次。每次都匆匆来匆匆走,连坐下好好吃碗糖水的时间都没有。”
她起身去添茶,背影有些佝偻。孟予安和苏晓对视一眼,都感到一种复杂的情绪——这位老奶奶的手艺如此精湛,她的甜品承载着家族记忆和个人情感,但她的传人却不在身边,这门手艺可能会随着她的老去而消失。
茶添好了,老奶奶重新坐下。窗外的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巷子里的路灯一盏盏亮起,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投下昏黄的光晕。店里没有其他客人,只有她们三人,以及空气中弥漫的甜香和茶香。
“奶奶,您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孟予安轻声问。
“四十八年。”老奶奶不假思索地回答,“1975年开的,那时我二十七岁。”
“为什么想开甜品店呢?”苏晓好奇地问。
老奶奶沉默了一会儿,目光投向窗外流淌的河水,仿佛在回溯漫长的时光。然后,她缓缓开口,讲述了一个属于她的时代故事。
“我出生在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家原本是苏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开绸缎庄的。但你们知道,五十年代后期,私营工商业改造,我家的铺子没了,父亲去了工厂当工人。”
“我小时候还过过几年好日子,记得家里的庭院,母亲穿的旗袍,过年时满桌的点心但很快就什么都没有了。六六年,我十六岁,赶上□□开始。父亲被批斗,说他‘资本家余孽’;母亲藏起来的旗袍和首饰被翻出来烧掉;我上到高一就辍学了,被分配到郊区的纺织厂当女工。”
老奶奶的语气平静,但孟予安能想象那个年代的动荡与创伤。她想起了自己研究的明代女性——虽然时代不同,但女性在历史转折点上的命运往往有相似之处:她们的个人选择常常被大时代的洪流裹挟。
“在纺织厂,我认识了我丈夫,沈文渊。”说到丈夫的名字时,老奶奶的声音柔和了许多,“他是厂里的技术员,上海人,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被下放到苏州。我们恋爱了,但那时谈恋爱不像现在这么自由,要经过组织批准,要考虑政治影响”
她顿了顿,喝了口茶:“但我们还是结婚了,1973年。没有婚礼,没有婚纱照,只是去登记了一下,请了几个要好的同事吃了顿饭。我母亲偷偷给我做了一身红衣裳,我婆婆——当时还在扬州——托人捎来一盒扬州点心,那就是我们的‘喜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