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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 心理攻坚（第2页）

“王局长……他太固执了，总觉得能扛过去。”张淑芬抹着眼泪，“可这次不一样啊！林组长差点被撞死，郑书记家也……而且我听说，连省里都有人被盯上了！我们这点事，在人家眼里算个什么？到时候肯定第一个被跑出来顶罪！我儿子怎么办？他这辈子就毁了！”

赵检察官静静地听着，等她情绪稍稳，才缓缓开口，声音平实而具有说服力：“张阿姨，您能主动联系我们，说明情况，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态度。您反映的这些情况，对我们查清相关案件有很大帮助。法律和政策是明确的，对于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赃、配合调查的涉案人员，会依法给予从宽处理的机会。”

她拿出一份简要的政策说明文件，指着关键条款：“像王局长这种情况，如果能够彻底交代问题，主动退缴全部违法所得，并且提供其他重要线索，那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是有可能争取到不起诉、或者缓刑等处理结果的。这不仅可以让他本人获得法律上的宽宥，更重要的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您儿子前途的负面影响。您想想，一个父亲有严重经济问题且顽抗到底，和一个父亲虽然犯错但能认罪悔罪、积极配合，哪种情况对孩子的未来更有利？”

这番话，精准地击中了张淑芬最脆弱也最核心的关切点——儿子。她猛地抬起头，眼中燃起一丝希望的火苗：“真……真的可以吗？我丈夫他……他脾气犟，我怕他不同意。”

“这就需要您做工作了。”小陈接过话，语气恳切，“张阿姨，您是明白人，现在大势所趋，顽抗没有任何出路。只有配合，才是对家庭、对孩子最负责任的选择。我们可以给您一些时间，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但时间不等人，调查在推进，您儿子的债务危机也在逼近。越早做出正确决定，越主动。”

心理攻坚，不仅要打破防线，更要引导重建。专案组为张淑芬描绘了一条看似可行的出路：用丈夫的认罪和配合，换取家庭的相对安宁和儿子的未来。这条出路虽然狭窄且充满不确定，但对比眼前绝望的深渊，已经足够具有诱惑力。

张淑芬紧紧攥着茶杯，指节发白。内心经过激烈的挣扎后，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神变得决绝：“我……我试试。我回去就跟他摊牌！那些钱、那些房子的凭证，我知道藏在哪里。我……我带你们去拿！只要你们能保证，我儿子的事……”

“您儿子的债务问题，属于民事纠纷范畴。”赵检察官严谨地说，“我们无法直接干预，但可以帮您联系正规的法律援助渠道，引导您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同时，我们可以协调有关部门，在您儿子不涉及其他违法问题的前提下，对他的个人信息和处境给予必要关注，防止他被不法分子进一步侵害或利用。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承诺。”

虽然没有完全解决张淑芬的所有忧虑，但这务实、有限度的承诺，反而增加了可信度。张淑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连点头。

当天深夜，在张淑芬的配合下，专案组秘密起获了王振华藏匿在海南某处物业以及临州亲戚家中的部分赃款（现金、金条）和记载着多处房产来源的笔记、凭证。更重要的是，张淑芬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王振华曾私下录音过一次与金满堂就某地块事宜的“磋商”，录音里金满堂明确提到了“省里x秘书长已经点头，你只管办好手续，亏待不了你”。那支录音笔，据王振华酒醉后透露，被他藏在了老家祖屋的墙缝里。

心理攻坚的第一场实战，通过加速突破，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一个潜在的污点证人（王振华）被撬开了缝隙，更重要的是，获得了指向更高层级、更具体的线索和可能存在的实物证据。

**（二） 李茂才的“投石问路”与反向施压**

就在张淑芬这边取得突破的同时，李茂才终于有了动作。他没有直接拨打林寒或周海洋留下的电话，而是通过一个极其隐秘的海外代理服务器，向专案组一个公开（但很少有人知道）的网络举报平台，提交了一份加密文件。文件内容经过复杂编码，标题只有一个字：“瓷”。

技术部门迅速破译。文件内容并非实质性证据，而是几份经过处理的、看似无关的商业合同复印件和艺术品拍卖记录，但在几处金额、日期和关联方名称上，做了极其隐晦的标记。这像是一份“测试卷”或“投名状”的半成品，李茂才显然在试探：试探专案组的技术能力和诚意，也试探自己交出这些东西后会面临什么。

“他在犹豫，也在观望。”林寒在病床上分析道，“既想靠拢，又怕被吞掉；既想立功，又舍不得全部筹码。他在用这些边缘信息，看我们的反应，也在看……他原来的靠山有没有反应。”

郑国锋同意这个判断：“那就给他反应，也要让他看到靠山的‘反应’。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