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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5章 纸上的惊雷（第2页）

广播电台的谈话节目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阿甘”、“东方寓言家”、“言论自由边界”成了高频词。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相当一部分普通读者，尤其是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中年人和工人，对故事中老福雷斯这个角色产生了强烈共鸣——那种对带来工作和希望的领袖的朴素感激，以及对孩子未来可能“不一样”的深切恐惧。

销量，正如卢斯所料，飙升。

玛丽按计划，在热度达到一个峰值时，在《时代》周刊下一期的“编者按”栏目，刊登了一篇语气诚恳、略带无奈的说明。

她描述了与“那位博学而友好的中国朋友贾先生”就“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历史人物文学化描写的接受度”进行的友好争论，以及最终的“文化赌约”。

她承认，刊载开篇时，更多是出于对“言论自由理念”的坚持和对故事本身文学质量的认可，但对可能引发的误解和部分读者的不适“深表歉意”，并强调“这纯粹是一次跨越文化的文学交流尝试，无意也绝不可能冒犯伟大的美国人民及其领袖”。

这份“道歉”，如同火上浇油。

一方面，它似乎坐实了“赌约”的存在，将事件性质部分导向了“文化差异”和“学术探讨”，缓解了部分政治压力；

另一方面，“道歉”本身又引发了一轮关于“是否需要道歉”、“这是否是自我审查”的新争论。《纽约时报》一篇评论写道：“温斯洛女士的‘道歉’，与其说平息了争议，不如说揭示了我们在处理敏感话题时更深层的焦虑：我们究竟在害怕什么？”

大洋彼岸的舆论漩涡，通过加密电文、航空信件和广播摘要，不断传回重庆。

希望基金小院里的气氛，并未因远方的热闹而轻松。

相反，一种无形的压力正在收紧。

沈处长再次“路过”，这次他停留的时间更长，甚至接过了何三姐递来的粗茶。

他看似随意地翻阅着桌上几份美国报刊的转载文章剪报，啧啧称奇：“贾先生，您现在可是国际名人了。

连《纽约时报》都在讨论您的小说。

戴局长看了简报，都夸您‘善于把握国际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