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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古邦篇1（第2页）

每张照片下有小卡片，不是日期，是矛盾修辞：

“亲密的疏远”

“信任的背叛”

“希望的无望”

“和平的暴力”

“古邦的历史就是矛盾修辞的历史，”费尔南多解释，“所有简单叙事在这里都破碎。葡萄牙人说他们是文明使者，但留下文盲；印尼人说他们是统一者，但带来屠杀；联合国说他们是解放者，但制造依赖。而我们在中间，既是受害者又是共谋，既渴望正义又渴望遗忘。”

晚上，旅舍客厅变成非正式口述历史会。常客包括：

· 玛丽亚，八十岁，前葡萄牙殖民地学校教师。她背诵卡蒙斯史诗，但插入帝汶民间故事。“文化混合？”她苦笑，“不，是文化强暴后的畸形儿。但畸形儿也有生存权利。”

· 阿古斯，前印尼公务员，现东帝汶政府顾问。“我为占领政府工作过，”他坦承，“但如果不是我们，基础设施更差。这是古邦的道德困境：恶制度下的善行动，还是善？”

· 拉莫斯，年轻活动家，父母在1999年暴乱中失踪。“我没有记忆，只有记忆的缺席，”他说，“而缺席像黑洞，吞噬现在。古邦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活在父母创伤的影子里，影子的影子。”

那天深夜，费尔南多敲我房门，带来一瓶本地咖啡酒。“尝尝，古邦特产——咖啡的苦，棕榈酒的甜，混合成第三味道，既非苦非甜，是苦甜。就像这里的生活。”

我们坐在阳台，俯瞰沉睡城市。古邦的夜晚异常安静，没有望加锡那种持续低鸣，是警惕的沉默。

“你知道古邦在帝汶语中的意思吗？”费尔南多问，“‘盐地’。因为海边有盐田。但我觉得，盐不仅是商品，是隐喻：盐防腐，也致渴；盐愈合伤口，也刺痛伤口。古邦就是这样：用保存记忆的方式伤害自己，用伤害自己的方式保存记忆。这不是健康状态，但这是真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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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克鲁斯公墓：生者与死者的持续对话

第二天，托马斯带我去圣克鲁斯公墓。“不是旅游点，”他警告，“是古邦的心脏，如果心脏是伤口的话。”

公墓本身是殖民时代建筑，但内部是层层埋葬：葡萄牙神父、印尼士兵、帝汶抵抗者、平民受害者、联合国人员，并肩长眠。

守墓人马尔托是1991年圣克鲁斯大屠杀幸存者。“我那天在这里，”他平静得可怕，“为朋友扫墓，然后枪声响起。我装死，在尸体下躺了六小时。现在我每天在这里，不是守墓，是守记忆——不让记忆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