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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上）（第5页）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晋纪二十一]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裕北伐时，至少算是事权归一，受到的牵制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树立个人威望的意图，他最终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晋。刘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个仍以乔迁士族为政治主体的社会里，以一个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门士族共同维系百余年的司马氏政权而代之，必须取得这些高门士族的支持，这是刘裕造宋所面临的主要政治问题。所以，他要在对北敌的疆场上建立起足以取信于朝野的功勋，以便为改朝换代作准备。这对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巩固造成了很大影响。

刘裕北伐应该说是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尽管他平定了桓玄、卢循、谯纵，消灭了南燕、后秦，武功卓著，但高门士族对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虽然控制了军政大权，但社会基础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刚刚击灭后秦、北伐功业如ri中天之时，听到他的重要谋士、留守建康的刘穆之死后，感到“根本无托”，遂从长安仓促东归，致使关中旋得旋失，没于赫连夏。在他死后，北魏趁丧南侵，河南又没于北魏。而这点又影响了以后整个元嘉年间的南北关系。

本来，刘裕在晋末秉政的那段时间是整个东晋南朝历史上南方实力最强、所据地理态势也最好的时期，刘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可获得进一步巩固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当大的折扣。

刘宋时期，皇权得到加强，刘义隆北伐时，己能集中全部的国力从事北伐，但此时“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自刘裕代晋，这种观念上的微妙变化便已初显端倪。刘裕在刘穆之死后仓促东归，已是置关中于不顾；削弱豫州（刘裕死前分豫州为南、北两部，南重而北轻）则又是置河南于不顾；刘义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注：《资治通鉴》卷一二一元嘉七年]只图河南，不问河北，已无收复北方旧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则又一改东晋时期“不与刘、石通使”的立场[注：《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穆帝永和七年]。种种迹象表明，晋宋之际，“南北（华夷）观念”已出现一种微妙的变化。对于“华夷”南北对峙的政治现状已经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经根本没有收复旧疆、统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北伐则因赵家王朝的偏安特xing和对统兵将领一贯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牵制。赵宋王朝为能苟安东南，甚至不惜自毁长城，杀掉岳飞这样的名将。

上述北伐史实，有一个共同的特xing，即当政者的北伐意图实际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进一步深究的话，又当追溯到整个乔迁政权本身政治上的弱点。乔迁政权本身又是为强敌所逼、被迫迁徙的产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进取的特xing。能够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面已经非常满足。这一点在东晋孙绰的上书中表现得比较典型。

时桓温北伐收复洛阳，遂上疏请晋廷还于洛阳旧都，朝臣们以“北土萧条，人情疑怯”，不乐北迁。这时孙绰上疏曰：“昔中宗（晋元帝）龙飞，非惟信顺协于天人，实赖万里长江画而守之耳。今自丧乱以来，六十余年，河、洛丘墟，函夏萧条，士民播流江表，已经数世，存者老子长孙，亡者丘陇成行，虽北风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实为交切。若迁都旋軫之ri，中兴五陵，即复缅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难以理保，烝烝之思岂不缠于圣心哉！（桓）温今此举，诚yu大览始终，为国远图；而百姓震骇，同怀危怯者，岂不以反旧之乐赊，趋死之忧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数十年矣，一朝顿yu拔之，驱蹰于穷荒之地，提挈万里，逾险浮深，离坟墓，弃生业，田宅不可复售，舟车无从而得，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将顿仆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三]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xing。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xing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本来，当乔迁政权在江南根基已固，内部经营初具规模以后，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乔迁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招牌，因而少有比较彻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较成功的北伐。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并无上述乔迁政权的种种特xing，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